美國西北大學新聞學教授斯蒂芬·特萊賽和他的新書《病毒賤民》。 （資料圖/圖）

多年前，我心血來潮想減肥，午飯吃得過于簡單。下午下班時餓了，開車僅依據(jù)慣性，忘了看速度。在一條兩旁豪宅林立的路上，我被警察追上，吃了罰單。當然，這并非蓄意超速，是沒看到車速在富人區(qū)減了五英里。靠房產(chǎn)稅活著的市政管理者，降低了限速；同樣被房產(chǎn)稅供養(yǎng)的警察，在這里執(zhí)法更嚴。這里出車禍的概率估計都小很多。你要以為這個世界公平，還不活活氣死。沒有辦法，我只好怪自己減肥惹禍，此后就一蓑煙雨任平生，隨他去了，以至后來一直長勢喜人，此乃后話，按下不表。

本來，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澆鮮花也澆牛糞。大自然本不管人的貧富貴賤，災難和疾病不長眼睛認人。但人為因素會造成差距，使得社會經(jīng)濟地位影響人的壽命和健康。颶風來時，窮人區(qū)死人更多。都說水火無情，卻對富人網(wǎng)開一面。何也？在建筑設計上，富人區(qū)的防洪泄洪措施更好。颶風來時，水往往沖向窮人居住的地區(qū)，導致更多死亡。也有學者統(tǒng)計過，從華盛頓特區(qū)東南部乘坐地鐵去馬里蘭州的蒙特哥馬利縣，地鐵每走一英里，經(jīng)行社區(qū)人們的平均壽命就增加一歲。原因是華盛頓市中心居住的多為貧苦的黑人，蒙特哥馬利縣居住的多為富裕的白人。

疾病垂青的還不止是窮人，也有其他邊緣群體。2018年，在一次關于艾滋病的會議上，主辦人肖恩·斯特萊布（sean strub）發(fā)明了一個詞語，叫病毒賤民（viral underclass)。西北大學的新聞學教授斯蒂芬·特萊賽（steven w. thrasher）對這個概念做了擴充，寫下一本書《病毒賤民》（the viral underclass，celadon books，2022)，將病毒從艾滋病擴大到新冠病毒、乙肝、豬流感等流行病。這些病加上歧視，就形成了所謂“病毒賤民”。得病的人是受害者，本該得到同情和救治，結果卻常遭歧視或忽略。書中的歧視和體制性失衡有很多種，包括種族歧視、個人羞辱、資本主義、法律體系、財政緊縮、邊境問題、大規(guī)模監(jiān)禁、不平等疾病防控、能力主義、物種歧視等。

例如，移民政策會影響健康。歷史上，移民被默認為臟亂差的代表，剛到美國，常常要送到埃利斯島隔離一段時間?？墒墙鉀Q方案往往會變成問題本身。沒病的人到了移民監(jiān)關一關，也關出病來了。剛到美國的華工，在加州淘金，往往住在帳篷里，人群密集，腺鼠疫傳播迅速，這又成了排華法案的原因之一。政策法規(guī)、經(jīng)濟條件、疾病傳播相互作用，互為因果。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染疫后發(fā)展為重癥以及最終死亡者中，有色人種占比高很多。受沖擊最大的工種，是廚師和廚工。后廚通風條件不太好，廚工沒有辦法在其他地方辦公。還有很多得病的人是肉類加工廠工人。他們也一樣是低收入階層，工作環(huán)境多是密閉空間。很多工人是非法移民，有病無法得到及時醫(yī)治，本來可能就有些基礎病，得新冠后自然受影響更大。疫情高峰期間，白領工人（白人更多）可居家辦公。很多有色人種是“緊要工人”（essential workers），必須在外，從事收銀、銷售、分揀、裝運等差事，得病率和死亡率也更高。

作者認為，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很多人失去了收入來源，瀕臨餓死，政府本可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提高對富人和企業(yè)的征稅。結果，股市大漲，富人財富翻倍——貝佐斯離婚被分走了的一半家產(chǎn)，還在此間漲回來了。

人們不顧這些不公，而疫情期間普通人——尤其是小年輕——辦個派對，頓時輿論大嘩。媒體制造了一些“新冠派對”的迷思。他們把被病毒所困的個人污名化、妖魔化。除了派對的小年輕外，各地所謂“零號病人”，更是飽受歧視。書中說這是把對美國社會和政府的譴責，轉嫁給了受害的個人。一個小孩在學校不幸染上了感冒，很受罪，本應得到家長的關心，但有的大人卻在此時對小孩喋喋不休，責怪小孩不注意，穿衣服穿少了，讓小孩病上加愁。

美國新冠疫情期間，一位二十來歲年輕人，得新冠后由于沒有如實匯報自己的得病情況，繼續(xù)工作，而遭到逮捕。這位年輕人并無固定工作，只是做一點家教和輔導。他一旦說出實話，雇主也不會再聘他，所以鋌而走險繼續(xù)工作。這都是疫情、病情和社會的不公相互結合，造成的新的不公。這種不公把人像韓國電影《寄生蟲》里那樣，困在地下室里或是墻壁后，無法見天日。

更大的不公，是大規(guī)模的監(jiān)禁，導致人群過度密集，這也加速了流行病的傳播?？肆诸D競選總統(tǒng)時，一大競選口號是打擊犯罪。當選后他雇傭了更多警察，把更多人送入了監(jiān)獄。監(jiān)獄本身加速了包括艾滋病在內(nèi)的疾病的傳播。犯人出獄后，難以找到工作，更多人成為無家可歸者，傳播疾病更為迅猛。這些惡性循環(huán)，也體現(xiàn)在疾病的防治上，新冠疫苗出來后，低收入的工人往往不容易去打：他們上班時間往往不自由，出去要請假。打針后恐怕反應強烈，會耽誤上班和作息。換言之，收入越低，工作就越不自由，獲取醫(yī)療資源的窗口就越小。

如果再涉及收費，問題就更加嚴重。特萊賽的思想非常左傾，他力挺推崇全民醫(yī)保的伯尼·桑德斯，認為全民醫(yī)保才是正道。沒有全民醫(yī)保，使用補丁上加補丁的現(xiàn)行商業(yè)化保險方案，再縫上奧巴馬健保，美國醫(yī)療還是有點衣不蔽體的模樣。

本書作者特萊賽（圖右）和黑人運動員邁克爾·約翰遜。后者被捕時，是密蘇里州林登伍德大學的明星摔跤手。 （資料圖/圖）

此書有些地方我不甚理解。書中有一位綽號“老虎”的黑人運動員邁克爾·約翰遜（michael johnson）攜帶艾滋病，和多人性交，導致多人染病，結果被捕，被判刑30.5年。特萊賽不同意對艾滋病的“犯罪化”處理。經(jīng)過他的不懈努力，“老虎”坐了五年牢就出來了，放虎歸山。特萊賽總說是種族主義和艾滋病的“犯罪化”導致了老虎過重的刑期。不管他怎么解釋，我看不出這和種族不公有什么關系。我也不明白，有致命疾病卻傳給他人，這怎么就不能視為犯罪？作者對同性戀充滿同情，寫起來也比較放得開。我想一般讀者會害怕被扣上“恐同”帽子，不敢批評。

作者的有些看法恐怕有點劍走偏鋒。比如在他眼里，從歐洲的希臘到美國的阿帕拉契山區(qū)，一度實施的政府干預和財政緊縮，反而造成了傳染病的泛濫。在這種立場下，作者罵完了克林頓再罵特朗普，倒也是不拘黨派，一視同仁。

但這又是一本非常生猛的書，書里能看到美國的三教九流，包括跨性別群體、“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出資保釋貧苦同胞出獄的機構。形形色色的美國社會問題，被醫(yī)療衛(wèi)生的一根線全給串了起來，也是一種別致的視角。醫(yī)療本來就不只是生物、化學等科學層面的問題，也有人文的、社科的維度。

著眼于社會因素的視角，符合當下頗受重視的健康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這種理論是世界衛(wèi)生組織也認可的，它認為收入、教育、雇傭、工作條件、住房、視頻安全、社會歧視、結構性沖突等諸多社會因素，對醫(yī)療衛(wèi)生的結果有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相關言論，我最早從邁克爾?馬爾默特（michael malmot）的《地位綜合征：社會地位對健康和壽命的影響》（the status syndrome: how social standing affects our health and longevity. ny: times books, 2004)一書中就看到過。馬爾默特當時問：如果某種傳染病大規(guī)模爆發(fā)，是窮人還是富人首先得到疫苗？在19世紀的小說里，我們經(jīng)?？吹礁蝗说暮⒆拥昧水敃r的不治之癥肺炎。但實證研究會告訴你，窮人孩子得肺炎死亡的機率更大。

從統(tǒng)計學上看，教育程度也決定健康。馬爾默特的一位朋友對七十多年來獲得奧斯卡獎的人和獲得提名但是永遠沒有得獎的人進行了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前者壽命比后者高出4歲左右。得個奧斯卡獎別的不說，壽命都要增添幾年，難怪人們爭先恐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不合理的聯(lián)系？馬爾默特的解釋有很多，比如他說這些社會差異，導致人們的自主權（autonomy）、社會參與程度（social participation）不一樣。如果一個人對自己命運的自主權大，那么他的“地位綜合征”會減輕，這對壽命的影響是好的，反之亦然。

無論是馬爾默特，還是《病毒賤民》中的特萊賽，提出這些社會決定論，均非推動對窮人的歧視。恰恰相反，他們都想推進社會公平。經(jīng)濟資源、教育資源、社會資源各方面的不公，讓人們的健康都受到影響。社會各界，應該努力消除導致醫(yī)療衛(wèi)生機會不均的隱形或者顯性的因素。貧窮已經(jīng)足夠不容易了，社會如果不作干預，聽任什么都沒有的人再失去健康和壽命，那么人類社會未免也太可悲了。

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