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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焦慮】

劉剛/文

大唐航海第一人，應該就是杜環(huán)吧，他不僅到過南海，還到過地中海，那時唐人稱之“西?！?，他的書就是那本《經(jīng)行記》，其中，所記錄的國家，有許多就在地中海沿岸。

可杜佑作《通典》引《經(jīng)行記》僅有1511字。杜佑何以未將全書收入，而只節(jié)選了這千余字？致使近人岑仲勉閱之喟然而嘆曰：杜君卿（佑）與杜環(huán)既是同族，卻不將《經(jīng)行記》全部收入《西戎典》，致使人們莫視全豹，是亦天壤間一恨事！

杜佑是這樣介紹杜環(huán)的：族子環(huán)隨鎮(zhèn)西節(jié)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年至西海。寶應初，因商賈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jīng)行記》。寥寥數(shù)語，才三十余字，對于杜環(huán)參與“西征”后所發(fā)生的一切，杜佑一概不提，僅以“至西?！比纸y(tǒng)言之，而關(guān)于杜環(huán)本人的記事，亦如其書《經(jīng)行記》之“原書已佚”，可謂“本末皆失”。

杜環(huán)失落大食國十余年，這十余年，杜佑只字未提，怎么說呢？一個戰(zhàn)俘有什么好說的，如果還為大食所用，做了叛徒，那就更沒什么可說的了，至于他為什么回來，回來以后，又去哪了？何以銷聲匿跡，且不知所終？這些問題，都是應該問一問的。

大唐開疆拓土，有兩本游記起了重要作用，一本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為大唐定西域提供指南，另一本就是杜環(huán)《經(jīng)行記》，為大唐向西海做了參考，前者進取陸疆，為大唐盛世開光。后者開拓海洋，把東亞和西亞用政治和貿(mào)易聯(lián)系起來，連漢唐盛世都沒做到的，卻被逆勢的唐中期做到了，千軍萬馬沒做到的，被一本游記做到了。

杜環(huán)歸來，是個意外，怛邏斯之戰(zhàn)后，他是死是活，已無人曉，也許杜佑會去高仙芝那里追問，高亦必無可奉告。過了十來年，某一天，他突然就回來了，除了給家人一個驚喜，也要給國家一個交代，將十來年的行跡說個明白，也許這就成了《經(jīng)行記》一書的由來。由于原書已佚，我們無法從杜佑引用的資料里確認其行跡，好在宋峴有一篇《杜環(huán)游歷大食國之路線考》，用阿拉伯文獻做參照，將《經(jīng)行記》的行跡考述出來。

杜環(huán)游歷大食國

宋峴追尋杜環(huán)在大食國的歷程，可他的目光卻轉(zhuǎn)向一位大食人。

那人就是大食國東道使艾布·穆斯林，此人在推翻倭馬王朝過程中立有殊功，阿拔斯王朝創(chuàng)立之初，他手握重兵，就是那支打敗高仙芝軍團的呼羅珊大軍。

戰(zhàn)俘的命運，跟著財寶的線索走。先是跟著艾布·穆斯林走，于是，艾布·穆斯林所在的位置就成了確認杜環(huán)行跡的坐標。然后跟著阿拔斯王朝走，從呼羅珊走向亞俱羅，走到巴格達去，在王朝的動向里，杜環(huán)的行跡，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我們還是來看一看宋峴對杜環(huán)在大食國的歷程所提供的線索吧。

他一上來就提到末祿國，為什么？張一純箋注說：此地為呼羅珊首府，黑衣大食人的發(fā)祥地，艾布·穆斯林的故里。他本應將這批中國財寶和中國才人送到亞俱羅去，獻給阿拔斯王，為王所用，可他沒這么做，他覺得自己作為阿拔斯王朝的開創(chuàng)者，有權(quán)享用這些來自中國的人財物。于是，他把那些人財物，統(tǒng)統(tǒng)都帶到自己老家去，留為己用。他的軍隊沿著阿姆河向西行，先從撒馬爾罕即康國到達亞梅國，再從亞梅國到達末祿國。

康國，其地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nèi)，或曰“以土地肥饒故名”。

亞梅，即《后漢書·安息傳》之“阿蠻”，位于里海南岸，《經(jīng)行記》里，未見有專列一國，只在“末祿國”條里，僅僅提了一句“在亞梅國西南七百余里”，也許原書中列有專條，杜佑摘錄時，依據(jù)“小國無異聞者，則不睱錄焉”的原則給省略了。

末祿，《后漢書·西域傳》寫作“木鹿”，即今土庫曼斯坦。

杜環(huán)在末祿國待了多久？據(jù)宋峴推算，大約待了六年，這六年中，阿拔斯王朝換了四任東道使，加強了對呼羅珊軍隊的控制，杜環(huán)被俘以后，加入呼羅珊軍，適逢西邊摩鄰國動亂不已，阿拔斯王朝征調(diào)呼羅珊軍前往討伐，杜環(huán)就成了一名隨軍記者。

《經(jīng)行記》就是對漫漫征途所做的記錄，宋峴認為，“《經(jīng)行記》所言之地，皆應是杜環(huán)親自游歷過的”，這樣一說，就出了問題，拂菻國呢？他去過嗎？應該沒去過。因為，拂菻國亦即拜占庭，“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御”，為此，拂菻曾多次遣使大唐，從貞觀到天寶的一百年間，前后共七次，想與大唐結(jié)盟，陷大食國兩面受敵。

拂菻與大食“相御”，說明兩國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杜環(huán)隨軍游歷，不可能進入拂菻，所以，杜環(huán)關(guān)于拂菻的記載，除了“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一句，是無需進入其國內(nèi)，僅從外部就可以確認的地理位置，其余就是“鬼市”與“女國”之類的傳聞。

此外，杜環(huán)所言各國，都在大食勢力范圍內(nèi)，應該是他親歷過的。

杜環(huán)隨呼羅珊大軍從末祿往摩鄰國去，他發(fā)現(xiàn)“從此至西海以來”，都是波斯人和大食人“參雜居止”，因為大軍走的是呼羅珊大道，它不光是一條連接和平城——巴格達到呼羅珊的有郵傳驛站的官道，還是連接波斯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的一條歷史通道。在這條大道上，大食文明歷歷在目，波斯帝國文化遺產(chǎn)也閃閃發(fā)光，有拜火教創(chuàng)始人瑣羅亞斯德故里，還有過波斯帝國的君王走向拜火圣殿的步行登基禮。

從末祿到和平城——巴格達，行程約2340公里，當大軍從巴格達所在的亞俱羅繼續(xù)西行，其行軍路線，沿著幼發(fā)拉底河溯流而上，往苫國——敘利亞去。按照部署，呼羅珊大軍在亞俱羅和苫國補充食源、兵源和水源，足足待了兩年的時間，然后，由苫國轉(zhuǎn)道南下，沿苫國大道走向大馬士革、約旦、巴勒斯坦。

期間，杜環(huán)經(jīng)過耶路撒冷，他稱之為“秧薩羅”，宋峴說，他應該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清真寺里聽了一次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君王阿蒲恭弗做的有關(guān)戰(zhàn)爭動員的演講，然后，從耶路撒冷出發(fā)，往摩鄰國即今之摩洛哥去?！督?jīng)行記》說，摩鄰國“在秧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大磧”，是大沙漠，在西奈半島上。（不過，張一純箋注，卻以“秧薩羅”為“秋薩羅”，地點也不在耶路撒冷，而在西班牙，在此，我們依據(jù)宋峴之說。）

這一路行來，杜環(huán)涉獵了文明古國的兩個源頭，一個是亞俱羅所在地的西亞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源此，還有一個就是北非尼羅河流域，古埃及文明源此。

在古巴比倫文明的遺址上，一個新的帝國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大食國，在《經(jīng)行記》十“大食國”里，杜環(huán)如是說，“大食”又名“亞俱羅”，但“大食”又是什么？張一純箋注，諸說之中有這樣一說：“阿拉伯”的意思為“明哲”，而波斯語，則將“明哲”稱之為“大食”，中國人因波斯而知有“阿拉伯”，所以因襲了波斯人的稱謂。

當然，這是從文明上來說的，把大食說成了一個“明哲”的國度，這樣的國度，要建立在做學問上，求知上，一如其國之圣訓：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只此一句，便道出大食對中國向往，可當時中國人又怎樣看大食呢？杜環(huán)是這樣看的——“其士女環(huán)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完全符合衣冠人物標準。但與中國仕女又有所不同，他注意到，大食國人，“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要把臉遮蔽起來，不可示人。還有，國人“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從早到晚，一天要做五次禮拜。他還注意到，該國有齋戒月，齋戒時，竟然“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齋戒期間，夜里飲食，照舊吃肉，而且提倡凡有余財者，都要宰牲，把肉分作三份，一份自用，一份送親戚鄰居，一份濟施貧窮，這大概就是做“功德”吧。

張一純指出，王國維校本“食肉”作“不食”，“殺生”作“不殺”，有誤。顯然，王國維是想當然地用了中國禮儀來校讀大食國教禮拜，其誤就誤在過于文化自信。

杜環(huán)還發(fā)現(xiàn)，大食國人崇尚節(jié)儉，不但“斷飲酒，禁音樂”，而且“葬唯從儉”，這一點很像中國的墨者之徒，但節(jié)儉并非出于短缺，而是基于富足，對于那份富足，他是這樣描寫的：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于市肆。這幾句，將亞俱羅那一方水土及其物產(chǎn)，還有交通與市場以及商品又多又便宜，都說清楚了。

他還特別提到了幾種商品，眼見作為交通工具的“駝馬驢騾”，滿載貨物，“充于街巷”，其中有石蜜，即今之冰糖，“刻為盧舍，有似中國寶輿”，而且“粳米白面，不異中華”，看來，這是一個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中國的地方，更何況，那市面上，還有多得數(shù)不勝數(shù)卻為中國所稀罕的琉璃器皿，那些琉璃，多為大食國自產(chǎn)，宋人趙汝適在《諸蕃志》里，也提到大食國琉璃，言其燒煉之法，原與中國相同，只是多加了一料，就變得貴重。

看來這是個中國人宜居的地方，果然，他在此地見到了不少中國人，其中有幾位，還在《經(jīng)行記》里留下了他們的名字，他們都是令當?shù)厝肆w慕的中國工匠，是織匠、機匠、畫匠、金銀匠等，通過民間貿(mào)易渠道，不遠萬里來到大食國，來做什么？

中國國王的禮物

當時，在兩河流域文明古國的遺址上，一個新興帝國的帝都正在興建，世界上哪還有比這更大的商機？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唐人，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可能就出現(xiàn)在這里，這個新興的城市叫什么名字？叫“巴格達”，那么“巴格達”又是什么意思？

宋峴在《唐代中國文化與巴格達城的興建》一文中，引用了中世紀阿拉伯學者雅古特《地名辭典》里的說法：“巴格達”一詞，源于伊朗語，“達”是禮品的意思，“巴格”是中國國王的名字。用“中國國王的禮物”，來命名一個城市，尤其是一國之都，說明兩國之間，建立了何等深厚的友誼！然而，究竟是什么值得用這樣一個名字來命名城市？

貿(mào)易，除了貿(mào)易還是貿(mào)易。唯有貿(mào)易，才有這么大的魅力。想想吧，那些大食商人，帶著他們朝貢得來的“中國國王的禮物”——瓷器、絲綢等回到大食國，將它們陳列于市場，人來詢價，他們會怎樣回答？當然不說“中國制造”，這太一般了。一般的產(chǎn)品，哪能賣出高價？要說是“中國國王的禮物”，也就是“巴格達”，高額利潤就產(chǎn)生了。

當一座城市，你也巴格達，我也巴格達，雖然有真有假，魚龍混雜，但它先是作為一張城市名片出現(xiàn)，后來又被當成了城市標簽，由此爆發(fā)巨大的廣告效應，收獲了豐碩的經(jīng)濟效益，正是對高額利潤的不斷追求，命名了一座新興的城市——巴格達。

除了那些傳統(tǒng)商品，還有當時的高新技術(shù)——中國造紙術(shù)，那就更是“中國國王的禮物”——“巴格達”了。造紙術(shù)在它的發(fā)祥地中國，從漢到唐，并未有世界性的影響，可在大食國卻不一樣，造紙術(shù)帶來革命化的浪潮，掀起了一個又一個巨浪。

先是在九世紀，掀起了一個革命的浪頭，超越了古埃及被稱作“法老財產(chǎn)”的莎草紙。百年之后，又掀了一次浪頭，超越了歐洲人羊皮卷和牛皮卷。

這一時期的革命，在市場經(jīng)濟里進行，阿拉伯人用中國紙，革了古埃及的莎草紙和歐洲的羊皮紙的命，統(tǒng)一西方書寫市場，獲得壟斷利潤，可以說是市場革命。

與之并行的，還有文化革命，以中國紙為媒，伊斯蘭教得以廣泛傳播，其普及性較之猶太教和基督教均有過之，因為，經(jīng)過書籍的推廣，教義之發(fā)揚，都有賴于紙張，正是中國紙推動了伊斯蘭教的擴張，沒有哪一種力量比得過造紙術(shù)對宗教信仰的傳播。文化革命圍繞著造紙工人和中國紙市場，形成了文化與科學的大都市，巴格達的榮耀，不在其君王，而在市場，在于它不但是個百貨齊全、民生富足的商品市場，更在于它是個書籍密集、思想者眾多的文化市場，是學者思考和詩人吟詠的大雅之堂。

從撒馬爾罕到巴格達，只有在巴格達，在文明起源與文明沖突的地方，造紙術(shù)才顯示其革命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伊斯蘭教掌握了造紙術(shù)，就比基督教、猶太教更有利于傳播其宗教信仰，阿拉伯文明利用造紙術(shù)就能贏得同基督教文明的較量。總之，造紙術(shù)在中國波瀾不驚，顯得很平常，在大食卻掀起了文明的巨浪。

杜環(huán)隨軍從中亞來到西亞，從西亞來到北非，終于到了摩鄰國?！澳︵彙?，是阿拉伯語音譯，意為“日落之地”，用來稱呼“西方”。

此次遠征，除了對付叛亂，還觸及了文明沖突的深層次的問題，當遠征軍帶著中國紙和造紙術(shù)來到北非時，古埃及文明流傳下來的唯一成果——莎草紙，就被中國紙取代，而整個北非，也就被阿拉伯文明所覆蓋，希臘化世界跟著退出了北非的歷史舞臺。北非亞歷山大港，自托勒密王朝以來，就取代雅典成為了希臘化世界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個特別的標志，那就是圖書館，用莎草紙造的圖書館。

為什么希臘人要在古埃及建世界最大的圖書館？因為只有在埃及，才能解決圖書所需要的紙張問題，惟有古埃及文明的遺產(chǎn)莎草紙，能為古希臘的知識生產(chǎn)和普及，提供具有足夠產(chǎn)能的紙質(zhì)載體，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像模像樣的建個圖書館的地方。

那時的中國怎么樣？還只能書寫在簡帛上，不能為圖書提供紙張。

作為最初的圖書館，它第一次將人類知識匯集起來，在此之前，知識是區(qū)域性的，但自從建成這一世界性的圖書館之后，人類的知識也隨之而成為世界性的了，它像一塊巨大的知識和思想的“磁鐵”，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者，來這里“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

應該說，這是希臘化時代的希臘人，對雅典的一次文藝復興，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次文藝復興，但這次文藝復興，被羅馬人用無情的戰(zhàn)火一而再地毀滅了。前兩次毀滅，跟凱撒有關(guān)，是因為戰(zhàn)爭。第三次，則跟宗教有關(guān)，羅馬皇帝頒布敕令，定基督教為國教，要求人民做基督教徒，下令搗毀異教教堂、廟宇以及圖書館。

然而，在這片莎草紙的產(chǎn)地上，充滿了一種再生的力量，圖書館毀了，還可以重建，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等到阿拉伯人縱橫這片領土時，發(fā)現(xiàn)這里又興起了圖書館，于是，再添一把火，又給燒了，此后，這里就再也沒有圖書館出現(xiàn)了。

因為在市場的革命中，莎草紙被中國紙?zhí)蕴?，沒了莎草紙，誰還在這里建圖書館？當杜環(huán)路過此地時，圖書館早已灰飛煙滅，再無半點文藝復興的星火。

如果需要重建一個新的圖書館，應該選在哪里？當然是中國紙的產(chǎn)地，還得到“中國國王的禮物”——“巴格達”去，果然，阿拔斯王朝開始了圖書館建設。

圖書館在巴格達，延續(xù)了波斯人的說法，被稱之為“智慧之家”，大食國人受到古蘭經(jīng)的指令，將“智慧”神圣化，信奉“學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水更為神圣”的圣訓，對世界采取“拿來主義”，開啟了以“翻譯運動”為主導的“黃金時代”，其知識范圍，從希臘到中國，無所不包，但那時中國，并未形成世界學術(shù)中心，卻在國內(nèi)出現(xiàn)了不少書院。

可見，那一時期的世界，似乎都在為文藝復興的到來做著準備。當然，這些都是后話，都是后來人才總結(jié)出來的。杜環(huán)當時想不了那么多，他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回國。我們不知他從摩鄰國回來以后，是否回到了巴格達，也不知他是以怎樣的身份回來，究竟是作為戰(zhàn)俘自己逃回來的，還是作為自由人自己選擇回來的？或者是作為阿拔斯王朝的使者被派回來的？若是前二者，他有可能從紅?；貋恚魹楹笳?，或從波斯灣返程。

如果我們假設他是作為阿拔斯王朝的使者被派回來的，那么他就應該回到巴格達去，從巴格達出發(fā)，經(jīng)由波斯灣往“中國?！比?，那時的大食人，沒把印度放在眼里，他們直接就把印度洋稱作“中國?！绷?，仿佛中國不在萬里之遙，而在其家門口。

雅古特《地名辭典》卷三“蘇哈爾”條，稱波斯灣南岸阿拉伯半島上的蘇哈爾港為“中國走廊”，說它“是東方和伊拉克的寶庫”，是個放舟萬里、四海通商的去處，杜環(huán)很有可能作為大食國的使者從這里前往中國。

我們?yōu)槭裁匆僭O他是個使者呢？因為，他或許已加入伊斯蘭教，《經(jīng)行記》“大食國”條里有一條線索值得提一下，他說：大食國里有可容數(shù)萬人的禮堂，“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顯然，他在場聽過，若非身臨其境，他不可能如此“王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漫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zhàn)，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比舴切磐?，他豈能參加禮拜聆聽“王曰”？他還說，大食國人對于“王曰”可謂“率土稟化，從之如流”，他本人多半也就“從之如流”了。

總之，杜環(huán)從巴格達回到長安以后，就再次失蹤?；蛘咚只氐桨透襁_去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